優異獎(非香港電影組):

《天堂無門》:在地獄中重估一切價值

作者:黃家豪

引言

《天堂無門》(Son of Saul,2015)厲害,皆因它的拍攝手法和技巧。1.37:1 的銀幕比例、輔以 40mm 的淺景深、大量的長鏡頭和以近鏡為主的狹窄視野。幾種元素構成電子遊戲般的第三身視點,連同層次豐富的畫外音,無情地將觀眾扔入奧斯威辛集中營。可以想像當人類身處慘絕人寰的大浩劫,唯有刻意忽略周遭人間煉獄的慘況,將焦點注意在微小的目標,這樣人格才可能避免崩壞喪失。因此導演拉斯洛尼美斯(László Nemes)運用這些藝高膽大的技術,絕不是賣弄花巧的虛招,而是確切考慮到敘事需要。

近年不少電影在銀幕比例、拍攝制式、鏡頭運用等地方尋求電影敘事上的突破。例如《慈母多惡兒》(Mommy,2014)會因應主角心境轉變而在4:3和16:9銀幕比例之間自然切換;《山河故人》(2015)就以 4:3、1.85:1、2.39:1 來劃分時代,藉此呈現由親密變為疏離的人際關係;《飛鳥俠》(Birdman,2014)則以奇觀式的一鏡直落重疊劇場和電影,來一次無情的批判和自嘲。這些作品都巧妙利用電影語言帶出隱喻,絕對是近年難得的佳作。可是,把這些作品和《天堂無門》比較,這些創新手法頓時又變得平庸起來。因為《天堂無門》厲害,不只是藝術層面上的破格,更是因為它帶來一種難而言喻的震撼。這震撼,純粹是因為技術操作上的難度?抑或只是因為集中營的主題過於沉重和鬱結?步出戲院後幾週沒有明確答案,直至我看到這則新聞「『鑑』粗剪布,196億高鐵超支撥款,1分鐘通過。」(蘋果日報,2016年03月12日)

《天堂無門》震撼,原來是由於我們可以從掃羅身上看到香港人的影子,或更準確的說,是人類生存的處境。《天堂無門》談的是如何在虛無的地獄中,尋找絕無僅有的生存意義。

掃羅的意志

「對所有生命來講,或許都必須有更高的、更基本的價值,依附於表象、欺騙的意志和自私欲望之上。」《超越善與惡》,尼采。

尼采死後,有人把他塑造成一個種族主義的政治哲學家。他的思想甚至被利用成為納粹官方的意識形態。雖然這納粹主義先驅的惡名在戰後得到平反,而他的著作亦被整理和研究,歸類為存在主義或生命哲學(黃國鉅,2014)。但以尼采思想去解讀納粹集中營為背景的電影,心中總有股莫名的弔詭。後來,知道導演 László Nemes 曾跟從過拍攝《都靈老馬》(The Turin Horse,2011)的貝拉塔爾(Béla Tarr),心中疑慮即一掃而空。或許一如《華嚴經》所寫「於一法中解多法,於多法中解一法。」生命課題從來虛幻,沒有標準答案。既然如此,何不下筆直抒《天堂無門》對我的啟發。枷鎖鬆開,下筆就容易了。

失去心靈容器的人,等於流浪漢在地表上隨波逐流(William Barrett,1951)。戲中掃羅冒著連累所有囚犯的風險,也要找拉比(Rabbi)為無血緣關係的孩子進行猶太葬禮。與其說是掃羅為幫死者換來尊嚴和尋求宗教救贖,倒不如說掃羅在借助這種表面的宗教儀式,為自己塑造一個新的心靈容器,去行使自己僅有的存在意義。存在主義的出現和宗教沒落有關,而那煉獄般的集中營正是「上帝已死」的極致呈現。單看電影簡介,一度以為這影片是探討葬禮對生命尊嚴的重要。結果,觀眾在戲中半點感受不到猶太教葬禮對於猶太人有何神聖性。而戲中掃羅千辛萬苦找來一個假拉比,最後是孩子不能入土為安之餘更連累所有逃犯。直至結尾掃羅看到日耳曼小孩的笑容(此笑容還有更深層的意義,下文再討論),你就恍然明白他那連串不理智的舉動,根本不是為宗教和信仰獻身的情操。掃羅只是絕望和虛無之中,突然領悟到可以依靠一種他能理解的方式(猶太教葬禮),去實行一種非宗教(葬禮是否合乎教旨已經毫無關係)的形而上自我救贖。那正是尼采所論的「超人」和「權力意志」。

「所有價值衡量,只是較狹窄的視角,服務這一個意志,以及其後果:價值衡量本身只是這權力意志。」《遺稿》,尼采。

尼采認為無論任何文化,道德思想體系,都存在善惡對立。每次的道德思想革命,只不過是舊的善惡觀念,被新一套的善惡價值觀所取代,而善惡對立的框架依舊存在。因此道德,就成為個體的羊群本能。這種本能會透過「利他」、「善行」、「利他主義」等方式來壓抑個人的思考和自由。因此,尼采相信要獲得自由,就要先克服善惡的思想。置身善惡以極端方式對立的集中營,因為親睹猶太小孩被殺,掃羅的思想得到解放。所以掃羅選擇服務一個超然於集中營以外的意志,以實踐自身存在的價值。這一切正如尼采講的生命,不是一種純粹達爾文式盲目求存的生命,而是不斷超越自己的生命力(黃國鉅,2014)。

掃羅(我們)的困局

坦白說,掃羅是令人討厭的。假如我們純粹以觀眾角度去看。掃羅為一個已死的男孩,浪費可以拯救其他人的機會。以功利角度衡量,那極不划算;以人性角度批判,那非常自私。但就是因為這樣的掃羅讓我聯想到香港人和香港的處境。大概可以把《天堂無門》中的角色歸納為四類人,而又不難把他們和今日的香港人作出配對。首先,是電影中刻意抹去痕跡但又無處不在,宛如畜牲豬牛般被送進毒氣室的囚犯們。電影的開首,他們被特遣隊成員驅下火車,脫去衣服,被趕進毒氣室。過程中,他們不單沒有拒絕和反抗,更欣然接受命運似的默默跟從(討厭政治的港豬乎?)。第二類則是位在道德價值的頂端,掌握一切資源、話語權和權力的納粹軍人。他們討論把幾多人送入毒氣室,可以冷靜得和傾談日常瑣事無異(689說,遲早要出動防暴隊!),第三類就是掃羅等擔任特遣隊的囚犯。他們清楚知道自己幫助納粹軍處理同胞,最多換來幾個月偷生。而他們當中又會分為兩種人。一種會嘗試在絕望中反抗,就像要求掃羅去拿取火藥的造反派(傘下民眾,且不論是左翼、泛民、本土定勇武)。而另一種則像遇見男孩前的掃羅,他們猶如死人般臣服當權者的意志行動(為短期利益,有意無意之間出賣香港的人)。

觀影中,一個「如果」不停在腦海浮現。如果這樣呢?如果第一類人不選擇盲目服從;如果第三類人一開始不貪圖苟且偷生的幾個月;如果這兩類人打從第一天開始就合作革命和反抗,是否就可以阻止這些滅絕人性的屠殺發生呢?但歷史告訴我們,一切沒有如果,因為人從來都是非理性的。掌權的依然肆虐橫行、沉睡的人繼續沉睡、助紂為虐的如常苟且偷生,而抗爭的呢?則從來都勢孤力弱,而且又不團結兼分裂,只會互相攻訐。雨傘運動後,身處強大無力感籠罩的香港,我們是否都只能像掃羅一樣,遁入一個自我重估的價值道德體系並實踐權力意志,才可以真正擺脫這種虛無?這無疑是《天堂無門》給予我一個最沉重和致命的提問。

永恆的回歸

返回《天堂無門》的結局,掃羅的笑容有甚麼意思呢?日耳曼小孩看到逃犯慌張得瞠目結舌,為何使掃羅露出笑容?貫徹本文以尼采哲學作分析,答案就在永恆回歸(Eternal Recurrence)。

「噢,永恆,我愛你!」《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》,尼采。

尼采認為時間是不斷重複的,而每一刻都可以無限次重複。當人接受每一刻,每一刻就被賦予真實性。換言之,當人坦然承受了每一刻都有無限重複的可能,就意味著人可以掌握存在過的任何一刻。因此每個極其短暫的此刻,其實已蘊含著過去和將來的記憶。所以,當我們接受此刻,就可以將那瞬間的目光向外推展,並把現實、過去和將來都融在一起,從而使當下有流動裡的真實,從外面看卻成為流動中的恆存(sempernitas)。尼采這「永恆」觀念,不在乎宇宙的始和終,也不否定我們身處這個不斷流動、無法掌握的世界。人唯有接納每一刻,而不論那刻是多麼的荒謬、痛苦、殘忍,又抑或是多麼美好、喜悅、仁慈。接納這許多重複的每一刻才可以真正孕育成形、賦予存在的意義。因此,我們只有擁抱流動、擁抱重複,並不斷超越自己,才能面對不斷重複的世界。假如我們只內疚自責過去的罪孽,或只懂把希望寄託將來,那就只是逃避現實。「超人」應如上帝一樣,站在當下審視自己每一刻,因為「超人」明白不能逃避痛苦,甚至需要更多的痛苦,以痛苦為樂(黃國鉅,2014)。

掃羅從日耳曼小孩身上看到「永恆」。當下掃羅領悟到,集中營所有事情是在重複過去和將來。它並非個別的悲慘和痛苦,它是整體人類、所有生命的共同記憶。它在未來還是會無限的重複出現。而在重複和無限的可能性中,那日耳曼小孩,可能是「掃羅之子」,也可能是掃羅本人;可能是歐洲恐襲的遇難者,也可能是IS的恐怖主義者;可能是911的倖存者,也可能是311的災民,而他更可能是觀影中的你和我。掃羅的笑,是因為他成為了「超人」,看到了「永恆」。

「超人愛這個世界,愛這個生命,愛每一刻重複的時光,甚至對生命的每一個細節,都有細微的敏感度,將每一刻的重複變成永恆。」《尼采:從酒神到超人》,黃國鉅。

後記

以集中營比喻香港太誇張失實?我同意。不過,更同意我們不應該被迫至掃羅般絕望的境地才學懂反思存在的意義。在無可挽回的悲劇再發生前,我們就應藉著自省創造價值,活在當下並超越它。這樣,或許才真的「為時未晚」。

參考資料
黃國鉅著,《尼采:從酒神到超人》。香港:中華書局(香港)有限公司,2014。
William Barrett 著,《非理性的人:存在主義研究經典》。台灣: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1951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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